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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当前中国新兴产业重点发展应用来看，中国新兴产业发展所需的主要矿产资源共涉及40个矿种，包括锂矿稀土在内的28种新兴矿产资源较为短缺。其中，有10种新兴矿产资源供应保障问题已经凸显。

例如，锂矿对于新能源电池产业至关重要，稀土在高科技电子与军工等领域不可或缺，然而国内储量与产量难以满足产业扩张需求。此外，铬、镍、铜等6种传统矿产资源也处于紧缺状态，这些矿产资源在钢铁、化工等传统制造业以及新兴的智能制造业中都有着广泛应用，其供应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相关产业的发展规模与升级速度。

截至2023年10月，全球已经有152个国家加入“一带一路”计划。沿线国家和地区地域广袤，矿产资源分布极为丰富且种类多样。中亚地区蕴藏着大量的石油、天然气、铀矿等能源资源以及铜、铅、锌等金属矿产；东南亚地区有丰富的锡、镍、铝土矿等；西亚地区则是石油、天然气等传统能源矿产的富集地，同时也拥有金、银、铂等贵金属资源。这些丰富的矿产资源与中国资源短缺状况形成了鲜明的互补关系。沿线各国或地区在矿产资源方面合作有利于满足中国当前经济发展对相关资源的需求，并可带动中国与不同国家、地区的相应合作。

通过“一带一路”矿产资源国际合作，中国能够以更加多元化、稳定化的方式获取所需矿产资源，从而保障国内产业供应链的安全与稳定，为新兴产业的持续发展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在此背景下，中国应把握发展契机，积极应对复杂的大周边环境，与相关国家、地区共同探索切实可行的矿产资源合作策略。

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矿产资源合作现状

其一，合作领域不断拓展。在石油、天然气以及煤炭等传统能源方面，中国与中亚、俄罗斯以及蒙古国等多个国家确立的供应合作关系较为稳定。在此基础上，中国与相关国家在金属、非金属矿产资源方面的合作也在逐步发展。中国已是最大的金属矿产消费国之一，也与“一带一路”许多国家确立了多种金属矿产合作战略，涉及的资源种类包括铜铁、铝土矿等。在非金属方面，也与多个国家开展了合作，包括稀土、硅酸盐、萤石等。矿产资源合作领域的不断扩大，不仅为中国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了充足的能源和原材料保障，也促进了国际矿产市场的稳定和发展。

其二，是合作方式不断提升。中国与“—带一路”沿线国家在矿产资源方面的合作历史较久，因此相比于合作领域的变化，有关合作方式的变化更为明显。从“一带一路”提出之前及提出初期来看，合作方式主要包括勘探、开采、加工、贸易等方面。近年来，传统的粗放合作已经在最大程度上转向了投资、合作开发、技术交流等方面，在如今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背景下，技术创新层面的交流将会成为未来主流的合作方向。

从实体项目来看，“能资”勘探开发规模不断提高，新能源技术合作及贸易合作层次持续增强。随着以实体项目为主的合作方式的不断变化，中国与相关国家开始致力于合作软环境构建，如完善国际条例、提高投资贸易开放性、推动交易本币化等，以便为国际间的矿产资源合作奠定良好的基础。

其三，合作深度持续拓展。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之下，中国同诸多相关国家于矿产资源领域的合作逐步深入，双边合作成果丰硕。举例而言，中国与俄罗斯成功签订一系列油气资源合作协定与备忘录，有力推动了双方在能源领域的深度协作；与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亦达成多项矿业合作备忘录，为区域矿业合作树立了典范。截至2023年底，中国已经在境外建立了超过100家经贸合作区，其中位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合作区占比超过了90%。

从地理位置来看，亚、非、欧分布比例较为协调。其中，亚洲数目最多，占比超过40%；其次分别为欧洲和非洲，各占比约为30%、24%。实践证明，在推动各国共建“一带一路”的过程中，经贸合作区已成为关键抓手。

虽然从产业特征来看，合作仍以传统资源为主，且结构层次较低，但产业升级趋势较为明显，符合当前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要求，且在不同资源方面的合作已出现了集群化、专业化趋向，合作程度不断加深。

矿产资源合作所遇到的问题与挑战

一方面，“一带一路”的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对不同国家及地区的合作吸引力增强，世界发展的两大主题并未发生改变；另一方面，地缘政治等因素以及其他不稳定因素增加，国际格局变化充满不确定性因素，全球地缘政治对于资源的影响也越来越强。在此情形下，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矿产资源合作也面临较多挑战。

一是不确定因素增多。在一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现了较为严重的资源民族主义。同时，一些国家资源开放政策也开始转变，甚至单方面修改、撕毁与中国已经订立的协定，限制与中国关键矿产的合作。例如，自2023年1月起，菲律宾便有意向参照印尼的做法，对镍出口加征关税抑或直接限制出口。津巴布韦宣布，若无特殊豁免情形，其境内所有种类的原矿石都将被全面禁止出口，旨在对本国的矿石资源出口政策进行重大调整与把控。此外，为追求更多的利润，刚果等其他几个“一带一路”国家已经大幅提高了矿山开采税、矿产出口税、特许权使用费等，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矿产资源合作带来了较多不确定因素。

二是合作风险复杂化。与其他方面合作面临环境变化较为不同的是，矿产资源合作面临着更多的环保因素。一方面，在矿产资源的开采和加工过程中，可能会产生大量的废渣、废气、废水等污染物，这些污染物会对周围的环境产生严重的影响，如空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等；另一方面，在开采和加工过程中，也可能会破坏当地的生态环境，如森林、草地、野生动物栖息地等。以上行为均可能使中国在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合作的过程中遭遇巨额罚款，或引起当地居民或环保组织抗议，严重时甚至会迫使项目中断，给企业带来重大经营风险。从已有实践来看，资源可持续利用已成了不同国家与地区发展的共识。

三是风险抵御力较弱。自“一带一路”政策提出以来，虽然中国与有关国家的矿产资源合作取得了巨大进步，但整体仍处于摸索阶段。中国矿业联合协会的统计表明，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矿业合作中，有相当比例的项目因种种原因未实现预期目的，例如，蒙古矿产行业相关立法变动频繁，2010年后，受资源保护主义影响，蒙古政府逐渐收紧相关政策，对中国企业收回部分矿产许可证；2021年，刚果共和国南基伍省当地政府叫停了六家中国公司在当地采矿业务，理由是非法采矿和破坏当地环境，等等。

虽然近几年情况略有好转，但整体并未达到预期。一方面，这说明中国与相关国家的矿产资源合作面临的风险较多，所处环境较为复杂；另一方面，这也说明中国与有关国家在此方面的合作远未达到成熟健全的阶段。这些均使中国在国际矿产资源合作方面防御能力较弱，不利于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背景下建设稳定的矿产资源进口渠道。

如何做好“一带一路”矿产资源国际合作

面对新质生产力背景下中国矿产资源国际合作面临的挑战，中国需要积极应对，推动智能化和信息化技术的应用，加强与国际合作伙伴的合作，共同开发市场，促进矿产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推动中国矿产资源国际合作迈向新时代。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背景下，为推进矿产资源国际合作，实现由矿业大国向矿业强国的迈进，缓解或从根本上有效解决上述问题，可采取以下建议：

第一，加强大国协商优化战略合作布局。一方面，中国有关方面可以积极就“一带一路”沿线矿产资源开发勘探等方面与美国合作，通过两国合作共赢局面的扩大，降低美国对“一带一路”国际战略的偏见和疑虑；另一方面，中国应从不同方面推动与俄罗斯在矿产资源方面的合作，特别是就已开展实施的基础上深化扩大合作的广度与深度，进一步完善相关的基础建设，以同时满足两国的利益诉求。

第二，坚持互利共赢持续推动深度合作。在推进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矿产资源合作进程中，中国有必要立足当下实际情况，于矿产勘探、开发、加工以及贸易等关键环节进一步拓展与深化共建合作模式。通过此方式，着力提升合作勘探开发的成效以及矿产资源的综合利用效能，同步攻克工业体系存在的短板与基础设施薄弱等难题。

以此为基石，携手构建开放包容的合作生态，为有效防控各类潜在风险筑牢根基，促进“一带一路”矿产资源合作向更高水平、更深层次迈进，实现沿线各国资源互补、协同发展的良好局面。一方面，需要立足于自身进行制度建设，加强顶层设计；另一方面，应提升资金支持力度。在发挥国家财政资金的同时，充分利用已构建的平台，如“丝路基金”“中非发展基金”等，增强对有关企业与“一带一路”沿线矿产资源合作的资金支持，特别是相关优势企业。

第三，国企民企共进增强抵御风险能力。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国企已经成为中国参与矿产资源合作的先锋力量，也积累了一定经验。针对有境外矿产资源投资意向的民营企业，在相关领域已取得先发优势的国有企业理应主动担当，在资金层面、技术领域和人才方面给予援助，助力民营企业在境外矿产资源投资之路上稳健前行，携手共进，实现合作共赢。在出现风险迹象时，国企应及时发出预警信号，并帮助民企规避风险，以提升其境外矿产资源合作的能力。

（作者系厦门大学管理学院讲席教授、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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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伯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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